明朝和汉朝虽然都是历史上比较强大的中原王朝,但两大王朝,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办法,却显得有些截然不同。
汉朝除了开国之初,以及两汉交替的那段时间之外,基本上对北方都是保持着一种暴力镇压的态度。你要是不服,我就直接把他打服。哪怕到了东汉的末年的时候,中原打成了一锅粥,北方的游牧民族,依然没法南下入侵中原。
但是换到明朝,明朝除了前面的朱元璋和朱棣,表现的比较强硬之外。后面两百年的历史,基本上都是靠着不断修长城,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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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两种解决方法,显然不太一样。而从后世的角度来看,显然,汉朝的应对方法,会让人觉得更‘爽’一些。
那为什么同样都是两个强大的中原王朝,汉朝和明朝的选择,会有这么大区别呢?难道真的像网络上很多人说的那样,明朝不如汉朝强?
当然不是啊!
实际上,明朝选择以长城自保,而不是像汉朝那样主动进攻,其实可以分为三个原因:生产力的发展、权力结构,以及土木堡事变。
先说生产力的影响。
从战国后期一直到两汉时期,其实恰好是中国冶铁技术逐渐成熟的一段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,中原内部的冶金手工业飞速发展,导致生产力大幅提升。
而在战场方面,这种提升带来最大改变,就是武器。
历史上的匈奴,尤其是东汉之前的匈奴,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草原游牧民族,前期基本上没点冶铁这棵技能书。秦朝开国之前,匈奴主要是以部落或者大型联盟的形式存在。秦朝的时候,匈奴第一次接近统一,但是很快又被蒙恬击退了。
直到秦末与汉朝开国的这段时间,匈奴才逐渐横扫北方,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。
但是在这段时间里,匈奴其实都没发展冶金工业。或者说,草原的特殊生活方式,让他们无法建立起完整的冶金生产线。就算是最基本的烧炭和开采,匈奴人都很难在草原上完成。
所以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匈奴获得大量钢铁的来源,都只能通过和中原的贸易,或者直接来中原这边抢。
最开始的时候,汉朝或许还没意识到问题。但是汉朝开国之后,随着时间越来越长,后来就有人提出,要通过贸易手段,削弱匈奴。具体策略就是,盐铁这类的关键物资,绝对不能卖给草原。
所以,汉朝在武器锻造方面,其实对匈奴有着极其巨大的优势。当时的匈奴人,和后来横扫天下的蒙古铁骑,完全是两个概念。他们虽然也善于骑马,但是没有马镫;他们虽然也擅长移动作战,也擅长弓箭,但整体武器装备,比后来的蒙古铁骑要差太多了。
当时的匈奴,更多的时候,是拿着青铜或者石头骨头制作的武器,或者是从西域那边获得的少量武器,来和汉朝战斗。
正是因为有着武器代差的关系,汉朝的骑兵军队,在单兵作战方面,其实就已经强过匈奴。当时汉朝军心极强,指挥打仗的又是卫青霍去病这样的超级牛人,方方面面都是碾压的级别。所以唯一的难题,其实就是如何深入草原,如何在草原上找到匈奴的老窝。这个问题,后来在汉武帝时期,倒是也靠着强大的国力,暴力解决了。
同样,后来到了三国时期,因为中原内乱,导致很多游牧民族内迁。当时归顺的匈奴部落,干脆直接被内迁到了今天的山西省境内。这地方放在战国时期,那就是赵国的地盘,而且还是赵国的腹地。
所以,三国时代结束之后,中原的冶金技能树,被草原游牧民族彻底点亮了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,自然也就不奇怪了。
相比之下,明朝在武器方面的情况,就截然不同了。
明朝对付的北方游牧民族,前身是强大的蒙古铁骑。元朝在撤出中原的时候,其实也带走了大量的技术、工匠以及生产经营。这导致明朝在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时候,双方的武器代差,其实并没有汉朝和匈奴那么恐怖。
当然,这时候的明朝,其实也想到了一个中原这边的武器优势,那就是火药类武器。
火药类武器的历史,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。这玩意儿对付大规模的骑兵,效果绝对是杠杠的。当然,这东西也不是明朝专有的,元朝那时候就已经有了简单的火炮。
但问题是,火药武器的生产链,可比单纯的铁器锻造要难多了。而且,火药这种东西,如果玩不好的话,那是会炸了要命的。
所以,等到北元政府退回草原之后,后来基本上就很难再生产火药类的武器了。再加上后来明朝也执行了严格的贸易封锁,如此一来,明朝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,就很难搞出火药武器这种东西,但是大马金刀还是能玩得转的。
不过,因为明朝时期的火药武器,还没有后来那么发达,最关键的是,移动速度极其有限。想要像汉朝那样,拥有和游牧骑兵同样的速度,那就不太可能了。而这个笨重不易搬运的特点,也是后来明朝选择修长城固守的原因。
虽然我带着大炮进入草原去找你很难,但我把大炮摆在我家墙角,你来了我轰你一炮,这总没问题吧?
除了生产力提升了之外,两个朝代权力架构不同,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汉朝在中后期的时候,长时间处于宦官和外戚相互对立掌权的状态。你方唱罢我登场,一个比一个热闹。而明朝中后期,则是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的对立。
这种权力架构的不同,注定两个王朝,在国策上会有很大的区别。
汉朝的外戚,为了让自己拥有更多的权力,对打仗这件事会特别热衷。而且,汉朝还有非军功不得封侯的传统,这也是外戚们对打仗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理由。
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两汉时期的外戚,出了一大堆的顶级名将。西汉的霍去病达成了封狼居胥的成就,东汉的窦宪达成了勒石燕然的壮举。这两位,都是最核心的外戚。
相比之下,明朝时期和宦官进行对峙的,是文官集团。文官集团本身就无法触碰战争,一旦他们触碰军权,就会引来皇帝的猜疑。而且,在不能触碰军权的情况下,大规模掀起边境战事,允许武将们立功,这其实也不利于他们这个集团自身的集权。
所以,明朝的文官集团,对北征打仗这种事情,非常不感冒,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排斥。
至于第三个理由,恐怕就要归咎于明朝的特殊历史了。在明朝的历史上,曾经有一次惨痛的土木堡事变。
如果回顾一下汉朝的历史,尤其是西汉的历史,我们会发现:西汉的整体军事力量,其实应该是由弱到强再到弱的一个阶段。
但是明朝不一样。明朝是前面的朱元璋和朱棣很强,但是朱棣之后的军事力量,就开始暴跌了!
这其实还真不能怨老朱家前几位皇帝。如果和西汉对比的话,西汉是高祖刘邦统一天下,文景之治休养生息,武帝开始大规模北伐。明朝则是朱元璋在位时期统一天下,然后朱元璋在位后期大规模北伐。
然后,朱棣即位之后,再次大规模北伐。
朱棣在位时期,五次北征,一口气打到了斡难河畔,逼得北方所有游牧民族,不得不低头。
朱棣这个战绩,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?简单来说,这是当年当年成吉思汗出生的地方,同时也是他统一蒙古各部之后,召开蒙古帝国成立大会地方。所以,朱棣打到斡难河畔,其实基本等同于霍去病的封狼居胥。
更为难得的是,朱棣还是一个皇帝。
但是接下来,朱棣之后的明仁宗和明宣宗,其实都算是不错的皇帝。虽然比不上汉朝的文景之治,但是双方干的活其实是一样的,都是休养生息。所以,如果按时间来算,明朝的明英宗,对应的历史时间,应该正好是汉朝的汉武帝时期。
而从后世的考古发掘来看,这个推理其实也是对的。明英宗登基的时候,距离朱棣去世,其实也就只过去了11年而已。这时的明朝,军事力量极其强大,很多跟随朱棣征战的老兵,正值壮年。经过十年的仁宣之治以后,明朝的国力也提升了很多,弥补了朱棣时期因为战争造成的损耗。
然后,明英宗登基十四年之后,非得要自己亲政北方。结果整整二十万精锐,被瓦剌用几万人在北方包了饺子,酿成了土木堡之变。
土木堡事变,对于明朝的军事力量来说,绝对是一场浩劫,而且属于事后无法弥补的浩劫。要知道,明朝因为怕地方作乱,很长一段时间里,其实一直不太允许地方上私造火药。绝大多数的火药军队,基本上也都集结在北京周围。
然后,因为一场土木堡事变,基本上明朝绝大多数会玩火器的精锐,都折进去了。
从明朝的国力来考虑,火药可以再造,火器也可以再造。但是一支善于玩火器的军队,那就不是单纯靠钱就能解决的了。必须得有一位顶尖名将,长时间控制一支军队,不断的钻研配合,才能找到最合适的战法。
但可惜的是,明朝中期的权力体制,又不允许武将长时间领导一支军队。直到明朝后期,随着戚继光、李成梁这帮人出现,并且可以长时间领导一支军队了,那时候的明朝,才重新把火器给玩明白了。
但是,那时候的明朝,内部矛盾已经一大堆,早就没了再进行北伐的国力了。
总之,明朝和汉朝这两个朝代,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针对策略不同,绝对不是单纯谁强谁弱的问题。这两个朝代相差了一千多年,敌人的强度也完全不同,历史背景和生产力条件也不一样。他们对于各自问题的解决办法,也都是经过了权衡利弊之后,各自得出的最优解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