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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孙子兵法·九地》篇中,孙武阐述了九种影响战争的地形,其中的“争地”是指被任何一方占领,都能处于进可攻、退可守的有利位置的地方。当军队遇到争地时,应当急速行军,率先抢占要点,并争取包抄敌军后路。
而“衢地”则是指那些处于交战双方与第三方交界,交通四通八达的地方,如果率先占领,就能与第三方建立外交同盟关系,从而达到孤立敌国的目的。兵法中的“争地”和“衢地”就是交战双方必争的焦点,也就是军事地理的“枢纽”。
比如这一地区,可以说就是充满了“争地”和“衢地”
一直到隋唐,这里都是争夺天下的关键区域▼
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也说过:“任何国家里都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,那里有很多道路汇合在一起,便于筹集给养,便于向各个方向行动。简单地说,占领了这些地点就可以满足许多需要,得到许多利益。”克劳塞维茨将这样的地方称为“锁钥”。
在中国的版图上,就有若干个这样的“枢纽”与“锁钥”。这些地方对于战争,尤其是古代战争,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。今天我们就以时间为轴线,盘点了自夏商周三代到蒙元时期,那些影响战争胜负的“兵家必争之地”。
中国版图上的“枢纽”与“锁钥”
往往是几大基本经济区之间的连接地带
(图:shutterstock)▼
军事枢纽的重要性,往往随着政治、经济重心的转移而变化。例如从周至唐,王朝多定都关中,而经济重心位于中原,那么从关中通往中原的崤函、河洛地区,就成为了反复争夺的军事枢纽。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,尤其是南北对峙时期,淮南、荆襄、汉中就成为南北博弈的焦点。明朝天子守国门,辽西走廊就成了拱卫京畿的锁钥重地。
天下之中——洛阳
位于今天河南省西部的的伊洛盆地,自夏商周三代以来,就被视为“天下之中”,也是“中国”一词最原始的意义。西周初年,周公征服了中原广大地区后,决定在伊洛盆地营建新都。这是因为,伊洛盆地位于华夏族活动范围的中央,水陆交通发达,便于节制四方,各地诸侯朝贡里程也都差不多,可以作为周王朝控制东方的政治中心。
伊洛盆地相比周边的平原,其实是很小的
但是这里是第二阶梯-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,位置紧要
(图:google map)▼
伊洛盆地位于第二级与第三级阶梯之间,西面通过崤函古道可通往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;东面途径嵩山的关隘,就是华北平原;向北渡过黄河,穿过轵关陉、太行陉可通往山西,或向东北通往华北平原;向南经汝颍地区或伏牛山,可到达南阳盆地。
连接着关中、山西、华北平原、南阳盆地四大板块▼
因此,像洛阳这样一个处于各个地理单元过渡地带的交通枢纽,一旦中国北方东西分裂,就必然成为反复争夺的焦点。
楚汉之争时,占据关中的刘邦与东面的项羽争夺天下。公元前205年,刘邦偷袭彭城(今徐州),被项羽击溃,汉军退到了洛阳外围才稳住了阵脚。
为了保卫洛阳,刘邦自东向西构筑了三道防线,第一道是敖仓-荥阳,这里是嵩山以东的外围据点,凭借敖仓的粮储和荥阳的坚城,可以持久固守;第二道是嵩山与黄河之间的要塞成皋(作用相当于虎牢关);第三道是洛阳的门户巩县(今巩义市)。
刘邦迎战项羽的三道防线(横屏)▼
凭借这三道防线,刘邦与项羽长期对峙,使项羽的野战优势无法发挥,军队锐气丧尽。同时,刘邦还发挥洛阳“衢地”的优势,积极联络彭越、英布、韩信等诸侯,不断袭扰项羽的后方和补给线,使楚军疲于奔命,最后覆灭于垓下。
公元534年,北魏正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。在此后的10余年内,东魏的高欢集团与西魏的宇文泰集团先后爆发过5次大战,其中涉及争夺洛阳的有3次,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邙山之战。在这次战役中,高欢占据了洛阳北部的制高点邙山,凭借具装骑兵的优势,几乎全歼了西魏军。
在隋末农民战争中,李密凭借洛口仓、回洛仓的粮储广招兵马,使瓦岗军成为中原地区势力最大的起义军。后来,李密与守卫洛阳的王世充发生了多次交锋,最终李密长久受困于坚城之下,失去了进取关中的时机,被王世充击败。
后来,占据关中的李渊集团削平了关陇、河东群雄,然后派秦王李世民率军东进,夺取洛阳。由于王世充不得人心,各地官员望风而降,唐军得以迅速扫清了洛阳外围各个重要据点,但洛阳还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攻克。坐困孤城的王世充不得不向占据河北的窦建德求救,窦建德遂率10万大军来援。
面对可能被内外夹击的危局,李世民在命令唐军主力继续围攻洛阳的同时,率领少量精兵驻守虎牢关。在面对窦建德大军时,李世民故意在黄河北岸放牧战马,以此迷惑窦建德,然后趁着敌军懈怠,迅速收回战马,率领骑兵雷霆出击,一举击溃窦建德。窦建德兵败后,王世充也不得不向唐军投降。唐军凭借此战一举平定中原。
通过以上战例,我们可以得知,洛阳周边虽有邙山、嵩山、箕山、外方山、熊耳山、崤山等地理屏障,但是山脉缺口太多,尤其是东南面。东汉王朝为了保卫都城,在洛阳周边建立了8座关隘,自此之后,洛阳周边的关隘、据点、粮仓有增无减。
洛阳周边重要据点(横屏)▼
因此,自古争夺洛阳的关键,并不在洛阳本身,而是在外围据点的得失。刘邦防守洛阳,靠的是东面的三道防线。高欢大败宇文泰,靠的是占据了北面的邙山。李密纠结于洛阳一城的得失,没有迅速向崤函进军,招致失败。李世民在虎牢关外击败了窦建德援军,洛阳城内的王世充便不战自降。
关中锁钥——崤函
在伊洛盆地西面,有一座南北走向的险要山脉——崤山。崤山有南北两条峡谷山路。穿过崤山后,两条山路汇合,再往前就是秦朝的函谷关。过了函谷关后,沿着黄河岸边的山路继续前行,直到风陵渡,黄河在这里由自北向南转向自西向东。始建于东汉的潼关,就坐落在这一带。过了潼关,就进入了关中平原。
这条从伊洛盆地通往关中的咽喉要道,就是军事史上赫赫有名的“崤函古道”,自古以来发生在这里的战争不计其数。
崤函古道(横屏)▼
相比于多面受敌的伊洛盆地,关中的地缘条件就要优越得多,不仅腹地更加广阔富饶,而且四面的山脉屏障更加险固。
除了崤函古道外,关中通往外界的道路主要还有:东南向的武关道:从蓝田出发,经灞水、丹水河谷穿越秦岭,可达南阳盆地;西南向的陈仓道:经故水河谷穿越秦岭,可达汉中;西北向的萧关道:溯泾水河谷而上,向西北可前往河套、塞北,向西翻过陇山(今六盘山)可通往陇西。
真的是条条大路通长安(横屏)▼
这四条道路都有雄关镇守,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。其中最有战略价值的当属崤函古道,因为其连接的是经济、文化最为发达的中原地区。古代建都关中的政权,唯有打通崤函古道,才有称霸中原的可能。
春秋中早期,晋献公通过“假途灭虢”的计谋,灭掉了崤函古道上的虢国(今三门峡市境内),很早就掌握了这一咽喉要道,这给后崛起的秦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。秦穆公终其一生都想打通崤函,称霸中原,但无奈这条唯一的东进之路被强大的晋国牢牢扼制。
秦当然也是很想去问候下周王的
可惜被晋国早早拦住了去路
一个是河东、一个是崤函通道,直接卡死了▼
前627年,秦穆公想趁着晋文公新丧,长途偷袭崤函以东的郑国,不料消息走漏,被晋军在崤山南道伏击,全军覆没,这就是著名的“殽之战”。
到三家分晋后,崤函古道仍被魏、韩两国把持。秦国商鞅变法后,军事力量变得强大,先后通过河西、宜阳、伊阙等多场大战,才一步步打通崤函古道,势力不断深入中原。
前318年,在魏将公孙衍的联络下,楚、魏、韩、赵、燕五国结成合纵联盟,一起攻打秦国。秦国在固守函谷关的同时,派出使节进行“连横”,也就是单独与山东五国结盟,以瓦解合纵,导致真正出兵的只有魏、赵、韩三国,最终也被秦将樗里疾打得大败。
其实拿下崤函通道也要考虑周边局势
首先要拿下魏国的河东
通向洛阳的大门才真正敞开▼
事实上,后世定都关中的政权,只要派重兵固守崤函关隘,即便中原再乱,也威胁不到根本,而如果贸然派重兵前往崤山以东决战,一旦决战失败,崤函无兵可守,中原敌军就能长驱入关。秦朝、新莽都是因为主力在山东决战失败,关中兵力空虚而覆灭的。
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安史之乱时的潼关之战。安史叛军固然来势汹汹,很快攻陷了洛阳,但只要哥舒翰牢牢守住潼关,不与叛军交战,同时调遣朔方军从山西进攻叛军大本营河北,切断河北与洛阳的联系,叛乱很快就能平息。
事实上唐朝也是这样做的,而且郭子仪已经在河北频频得手,可是哥舒翰在高层的催促下出关决战,结果在灵宝中了叛将崔乾祐的埋伏,全军覆没。叛军长驱直入,玄宗不得不放弃长安出逃,导致唐朝七年后才平定叛乱,盛世随之一去不复返。
南北枢纽——襄阳
前文说过,在历史上的南北对峙时期,淮南、荆襄、汉中就成为了南北博弈的焦点。然而,相比于有宽阔的淮河、长江隔绝的淮南,有高峻的秦岭、大巴山阻塞的汉中,荆襄地区没有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,自然就成了焦点中的焦点。
汉水流出汉中盆地后,自西北至东南注入长江,而襄阳就扼守在汉水出山的地方。襄阳以南是肥沃的江汉平原,以北是南阳盆地,以东是大洪、桐柏山区,以西是武当山和神农架。因此在南北交战时,襄阳是一个难得的突破口。
当长江流域的经济地位越来越强
从“中原”出发控制长江中游就变得至关重要
南阳-襄阳的战略意义便大大加强了▼
在古代,从江陵(今荆州)出发,经荆门、宜城至襄阳,渡过汉水后,再经樊城、新野抵达南阳,这条道路被称为“荆襄道”。
从南阳往东北走,经过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间的缺口,就可以到达中原南部的汝颍地区。从南阳往西北走,经武关道可达关中。从南阳往北,沿着白河河谷穿越伏牛山,可达伊洛盆地。因此,不论南征、北伐,襄阳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荆襄道,江陵至南阳▼
一般来讲,北军如果想要突破襄阳,往往以南阳为大本营,集结军队,积草屯粮,再扫清新野、邓县、樊城等外围据点,然后跨过汉水,强攻襄阳。
一旦攻占襄阳后,既可以向南经宜城、荆门直驱江汉腹地,夺取江陵、夷陵(今宜昌)等重镇,然后穿越三峡,进取巴蜀;也可以在汉水上打造战船,编练水军,然后顺流进入长江,再顺江东进,攻取江东。
在13世纪的蒙古灭宋战争中,襄阳的得失显得尤为重要。由于南宋行在位于临安(今杭州),所以淮南地区是南宋防御的重心,而四川方面兵力最为薄弱。荆襄战场情况比较复杂,由于南宋招降了许多北方汉族兵将,南军与北军不和,导致军中矛盾从生。
窝阔台时期,蒙古军攻陷了防守薄弱的成都,宋军据险抵抗,才保住了川东一隅。与此同时,襄阳的北军叛变,南军趁乱将襄阳掠夺一空,导致荆湖门户洞开,被蒙古军长驱直入。由于蒙古军主力在西征,再赶上窝阔台去世,宋军在孟珙的率领下,才收复了襄阳。
到蒙哥时期,蒙古军攻宋的重心仍放在西面。蒙古灭大理后,试图南北夹击南宋,但由于战线过长,且无法威胁南宋核心区域,所以难以见效。后来,蒙古军久困于川东钓鱼城下,随着蒙哥去世,诸王争夺汗位,攻宋不了了之。在此期间,襄阳经过南宋军民的重建,城高池深,兵精粮足,成为防御蒙古的军事重镇。
忽必烈时期,蒙古调整了攻宋方略,选择襄阳作为主攻方向。在具体攻城方面,蒙古军采取长期围困的方式,在襄阳外围修筑壁垒、据点,阻断襄阳与后方的水陆交通;然后聚集重兵于襄阳城下,并派遣偏师牵制其他方面,使襄阳孤立无援;同时修建战船,编练水军,以切断襄阳与樊城的联系。
在攻打城墙时,蒙古军使用了先进的“回回炮”。经过6年的围攻,蒙古才攻克了这座枢纽要地。其后,南宋的防线土崩瓦解,蒙古军席卷江南。
由此可见,襄阳之所以难攻,一方面是因为它以汉水为屏障,汉水不仅比一般的护城河更宽更深,而且能通航,后方的兵员、补给可通过汉水源源不断接济襄阳;另一方面,襄阳与北岸的樊城成犄角之势,互为依靠。所以攻取襄阳的关键是能阻断水路,切断樊城与襄阳的联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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