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城河东盐池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，古称“盬”，《说文解字》载：“盬，河东盐池也。”这个字是专为河东盐池所造，因为这里有神奇之处——无海盐煎煮之劳、无井盐穿凿之艰，聚天地之精华，得河山之灵秀，潴而为天然之池。经过太阳暴晒、南风吹拂，自然结晶成盐。唐代柳宗元在《晋问》中赞美盐池：“猗氏之盐，晋宝之大也。人之赖之与谷同，化若神造，非人力也。”

南风熏兮

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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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传这是舜帝所作的《南风歌》，表达了上古时期先民在盐池产盐时节，对“南风”既赞美又祈盼的感情。

每年夏季，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是河东盐池自然成盐的必备条件，先民称之谓“盐南风”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总结说：“解州盐泽之南，秋夏间多大风，谓之盐南风，其势发屋拔木，几欲动地。然东与南皆不过中条，西不过席张铺，北不过鸣条，纵广止于数十里之间。解盐不得此风不冰。”因为南风对于盐池意义重大，所以明代以来，风洞神一直和池神并列尊位。

国之宝也

钱穆先生认为：“解县盐池或为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。因此，占到盐池的，便表示他有为各部族间共同领袖之资格。”（《中国文化史导论·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合》）传说，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战胜了蚩尤，牢牢控制了河东盐池，掌握了中原地区的食盐命脉，最终成为各部族的首领。许多中外历史学家都认为，作为内陆产盐之地的河东盐池，对河东周边地区的古文明发展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。

公元前740年晋国铸造的“戎生编钟”，其上铭文记载了晋国用河东盐池出产的盐换取南方的铜，“嘉遣卤积，卑潜征繁汤，取厥吉金，用作宝协钟”——晋国派遣大批车队载着食盐前往楚国的繁汤（今河南新蔡县韩集镇的繁阳故城），这八只编钟就是用换回来的铜冶炼铸造的。这说明，河东的盐当时已经在商品交换中充当了重要角色，地处淮河流域的楚国已经开始食用河东盐。后来，猗顿因为经销河东之盐，成为富比王侯的大商人。

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记载：“今池水东西七十里，南北十七里，紫色澄渟，潭而不流。水出石盐，自然印成，朝取夕复，终无减损……池西又有一池，谓之女盐泽，东西二十五里，南北二十里，在猗氏故城南。”北魏孝昌三年（527）十月，雍州刺史占据长安反叛，朝廷任命长孙稚前往讨伐。长孙稚没有先讨伐关中的叛军，而是先消灭了围攻蒲坂、控制盐池、与叛军呼应的薛凤贤、薛修义的势力，可见河东盐池对当时经济、军事的影响。

积雪百里

到了唐代，河东盐池制盐改用“垦畦浇晒法”。柳宗元在其名作《晋问》中描写了垦畦晒盐的盛况：“回眸一瞬，积雪百里。”垦畦浇晒法缩短了成盐周期，提高了食盐质量，比欧洲的天日制畦晒盐早了近1000年，反映了我国唐朝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唐大历年间，全国财赋收入为1200万缗，其中，盐利收入为600万缗，河东盐池的盐利达150万缗，占全国财赋的八分之一、全国盐利的四分之一。

宋代，河东盐池产量比唐代有了更大幅度提高。宋仁宗天圣年间，河东盐池产量为7600万斤，供应三京（东京开封、西京洛阳、南京商丘）和二十八府、州、军食用；宋仁宗景祐元年（1034），因为河东盐池库存可以支用10年，遂暂停产盐3年；宋庆历八年（1048），河东盐池产量达到了8250万斤。

元代末年，主持河东盐务的官员那海德俊请旨在盐池附近兴建了盐务专城——运城，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因盐而设的城市，今天的运城就由此发展而来。也是在元代，河东盐运使奥屯茂创建了专门接纳盐商和盐丁子弟就读的教育机构——运学，这在全国也是一个创举。

来源：太原日报

原标题：千年盐池 古韵悠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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